泛南直隶势力在万历初期与中期有两个很显著的特征，反对拥立朱常洵、反对矿税。换言之浙党首先是泛南直隶势力这个最大的乡党中产生的，他们之所以从中独立出来，跟东林党颇有渊源。
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东林党、浙党可以说最开始是从泛南直隶势力分裂出来的，所以他们原本是有共同的利益、政见、起源的。实际上他们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还存在大量的合作。
而浙党与东林党从合作到敌对，从敌对到合作，再从合作到敌对的三个阶段的变化与斗争，恰好对应浙党发展史的三个阶段。
二、浙党发展史
沈一贯之所以要纠集浙江籍官员抱团组建浙党，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前任也是内阁首辅的赵志皋了。赵志皋跟王锡爵一样也来自泛南直隶势力，但实际上他们不参与党争，属于中立派（但也有立场）。不过这位浙江金华人赵志皋要比王锡爵柔弱许多，加上有对倭寇议和这样有争议的黑点，很容易被“欺负”。“欺负”他的官员当中就包括初代东林党人顾宪成，顾宪成甚至以集体辞职的方式胁迫赵志皋。
初代东林党人的手段偏向激进夺权派多一些，喜欢排挤政见不同的官员，包括一些中立派。沈一贯看在眼里，自然很是担忧。
顾宪成引退之后，兴办东林书院，朝中很多大臣与之呼应，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东林党势力。在这之前沈一贯就感觉到了泛东林党人势力的存在，并且跟他们存在诸多矛盾。所以出于自保，或者巩固自己的势力，他要培养自己的势力，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同乡的官僚。可以说浙党的产生有一部分原因是被泛东林党势力逼出来的，有了竞争，从合作到敌对，浙党原先与东林党等太子党势力在反对拥立朱常洵与反对矿税这两个议题上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对福王朱常洵的态度，浙党不再像以前那么激烈反对了，相反在沈一贯的引导下，他们还开始亲近楚王等权贵。众所周知东林党是反对权贵的，这也预示着两个派系开始分道扬镳了。
其次是对矿税的态度，虽然沈一贯也反对，但是也不如以前那么刚强了。比如万历遗诏闹剧中，万历皇帝要召回废除矿税圣旨的时候，沈一贯犹豫了之后交出了圣旨。很显然这种行为是比较耿直的东林党所看不惯的，沈一贯及其组建的浙党自然要成为东林党人排挤、打击的对象。
浙党与东林党第一个阶段从合作到敌对，主要是以几次“京察事件”展开的，主要是官员任免的争端。战火可以说是从北直隶烧到了南直隶，非常激烈。当然了参与党争的不止他们两个，还有楚党、齐党、宣党、昆党等多个派系（也有一说还有晋党、秦党）。
此外还有梃击案、妖书案影响也很大，背后都有党争的影子。
在互相倾轧的过程中沈一贯渐渐意识到盟友的重要性，于是跟齐党、楚党、宣党结盟，合称“齐楚浙宣”。当然了因为宣党落败得太快，汤宾尹的继任者韩敬是浙江籍的，跟浙党关系很好，有时被历史学家归到浙党中，所以经常将宣党除名，变成“齐楚浙”，万历时期东林党最大的反对派主要是他们。
沈一贯之后的内阁首辅，朱赓是浙江绍兴人，李廷机是福建泉州人，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地缘关系都比较近。其中叶向高是东林党中的温和改良派，努力调和党争，他主政的时期党争问题有所缓解。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万历皇帝怠政，叶向高深感心累，便写了六十多封辞职信隐退了。没了叶向高的制衡，东林党与齐楚浙又开始斗起来了。不过因为叶向高的贡献，加上向万历皇帝举荐了浙党新任党魁方从哲为内阁首辅，实际上在万历后期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还是缓和了不少。
泰昌元年，随着移宫案、红丸案爆发，东林党又与浙党彻底撕破脸了，再次转入合作到敌对阶段。方从哲、姚宗文、刘廷元等浙党主要首领，或被治罪流放，或被罢官，在天启四年之前基本被排挤出权力中枢。
不过魏忠贤掌权之后，阉党吸纳了所有东林党的反对派，浙党这些被排挤的官员又全部依附了阉党，成为阉党的组成部分。他们开始对东林党大肆打击，一直持续到天启七年。崇祯上台后，浙党因为加入阉党的缘故，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参与党争的派系，除了东林党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其他的派系都是新派系，更加复杂了。
三、留给后人的警示
浙党起源于泛南直隶势力，跟南北经济、教育差距巨大关联很大。起初他们跟东林党等太子党势力一样，也反对拥立福王朱常洵，也反对矿税。但随着党争问题加剧，他们形成了地域特征十分明显的乡党。之后又与齐党、楚党、宣党结盟，与东林党等派系的矛盾持续加深。虽然中间有叶向高这种努力调和党争的官员，但仍然无济于事，最终演变成泰昌到天启时期那种你死我活的局面，然后被魏忠贤利用，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浙党的官僚总体上是比较圆滑的，不管是沈一贯还是方从哲这两任党魁都比较懂得如何迎合万历皇帝，因而能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党争问题是持续恶化的，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浙党再也没法保持自己的地位了，转而到了大起大落的情况。
浙党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大部分参与党争的派系的规律，解散是必然，被历史淹没也是必然。党争造成大明的内耗，浙党是要负一部分责任，其他派系也一样。党争到最后，变成为了反对而反对，最终导致大明无法正常运转。
历史告诉了我们，朋党之争最终危害的是整体的利益，这是明史留给我们最大的警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