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觉得，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比以前更困难了？
从确定恋爱关系到谈婚论嫁，总是有数不清的顾虑。而婚姻也不再代表着稳定。
曾几何时，那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故事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童话，恋爱和婚姻也被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袭击。
在《爱的失序》中，作者试图揭开这一问题的答案：社会的变革使得女性走出了家庭。她们不再满足于现代家庭中“被压抑”的那个角色，而是放眼于自己的真实诉求。
传统的两性关系遭到冲击，而新的亲密关系需要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塑造。
本文摘选自《爱的失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被解放的男性和依旧压抑的女性
在经典的女性主义著作中，人们常怀有这样的希望：一旦女性不再受到压迫，男性和女性就能找到新的、更好的相处方式。
其基本假设是，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伴侣之间，爱情才可能存在。
这一观点可以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92年撰写的名作《女权辩护》中找到例证：
如果男人能慷慨地打破束缚我们的枷锁，满足于理性的伴侣关系而不是奴隶般的服从，他们将发现我们会成为更贴心的女儿、更亲爱的姊妹、更忠实的妻子……
因为我们学会了自重，我们对丈夫的爱将出于挚情。
谁敢诚实地说这些自豪的希望都已经实现了呢？问题是，为何情况会变得与期望大不相同？
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更细致地检视现代化过程是如何影响男性和女性的。
关于现代变革的论战，其背后的普遍假设是，从旧式生活到现代生活的过渡已经把个体从过时的责任与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然而，把这个观点与社会史及女性研究的发现相对照，便不难发现，它既是对的也是错的。
更确切地说，它只反映了一半的事实，因为它忽略了人类的“另一半”。现代初期，个体化依然是属于男性的专有特权。
这一点在费希特的《自然法》（1796）中得到了体现，这部书对女性之于男性的关系描述如下：
一个女人在维持其人性尊严的情况下，必然会放弃自己的个性，为丈夫付出所有……
最微不足道的后果是，她将自己的命运与所有权利都让渡给丈夫，与他一起生活。
只有在他的陪伴、凝视，以及和他有关的事情当中，她才“活着”或是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她不再以个体的方式生活；她的生活变成他的一部分了（这在她必须冠夫姓的事实中可见一斑）。
美国历史学家C.N.德格勒总结如下：
在西方，个体主义的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洛克和亚当·斯密赞颂个体权利与行动的原则，然而他们想法中的个体是指男性。
总体而言，女性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真正的独立个体，而是男性的辅助角色——尽管她们被认为是必要的，却没有独立的身份和权利。
在西方思想中，“个体”这一概念总是假设每个男性（即每个个体）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存在。而除了这个在法律和习惯上都是一家之主的男性，家庭中的成员并不是“个体”。
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正是男性和女性的标准人生历程开始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19世纪，女性的生活范围并没有扩大，反而被限制在家庭提供的内部空间里。
为家庭的其他成员提供情感和物质支持变成她们的特殊任务—听从她的丈夫、倾听他的烦忧、调停家庭纷争；简单地说，她们做着今天被称作“情感劳动”或是“关系照护”的工作。
丈夫越是需要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冲锋陷阵，妻子越被期待能保持“完整、美丽与纯洁”，以便“在宁静和平的家庭环境中”维系“内在的安稳互动”。
在一个日益理性化的世界中，女性被视为感性的补充角色，为丈夫提供一个充满宁静与温情的绿洲。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类似的观点以各种变体形式大量存在，它们真正强调的是已确立的“对比性美德”（哈贝马斯语）这一概念的核心：男性在家庭外越是被要求自我主张，则妻子在家庭内就越被训练要自我牺牲。
这一现象也明显地体现在一些法律条款中，它们规定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地位。
例如，女性必须使用丈夫的姓氏，与他共享公民身份，与他同住，服从他的意愿。丈夫有权监视她的信件往来、订立事关家务和支出的规矩；在许多情况下，妻子的个人财产处置权也被转移到丈夫手中。
这些规定的代价是高昂的，明显不利于女性。
然而它们的目的却很明显。由于从定义上就不允许男女之间存在分歧的意愿，这种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家庭的稳定，尽管对一方来说可能极其压抑。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也未必会破坏家庭的和谐。
关键在于丈夫想要的是什么。女性真正想要的则是适应男性：“从青年时期起，她就必须养成一种习惯——将男性视为注定的主宰，并通过温柔、耐心和顺从使自己对男性更具吸引力。”
阿加莎·克里斯蒂追忆她少女时期时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男人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一家之主。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必须接受丈夫在这世界上的地位和他的生活方式，这是她的命运。对我而言这似乎是正当的想法，也是幸福的根基。
假如你没法面对你男人的生活方式，那就别蹚这趟浑水——换句话说，就是别嫁给他。
比方说，有个卖布的批发商，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他比较喜欢住郊区，他打高尔夫球并且喜欢到海边度假。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你要嫁的对象。下定决心去接受并尝试喜欢它，然后真正去喜欢它。这没有那么困难。
02.
娜拉的出走：
当“不工作”不再是常态
从那时起，变革发生得很快。
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初属于男性特权的事，女性也可以做了——摆脱旧有行为模式正是其中之一。
这一点在教育领域尤为明显；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女性获得了一些新机会，但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五十年后，即20世纪60年代——所有人都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教育劣势，现在开始被有意识地质疑，这些质疑所带来的改变远超我们的预期。
仅仅在二十年之间，学校教育中明显的性别差异就已经消失，从各级公立学校到大学，就学的男女数量几乎是相等的。
另一个例子是女性外出工作的情况。虽然主妇和母亲的形象曾是资产阶级家庭的理想，但底层女性一直被迫赚钱，因为丈夫的工资往往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
到了19世纪晩期，即使在中产阶级里，由于家庭内部的工作逐渐失去与生产过程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现自己不得不外出寻找收入来源。没有私有财产、必须外出谋生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
然而在中产阶级社会里，这种工作通常是有时间限制的，通常仅持续到结婚为止；女性的主要职责仍被认为是在家庭中。
真正影响深远的变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在德国，与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第一项转变是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人数显著增加。
紧接着的趋势是已婚女性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都持续工作，并在孩子长成后回到工作岗位上。
德国在第二阶段的发展再度和所有工业社会同步；这一阶段的显著转变是有孩子的女性外出工作的人数增加了——她们是在职母亲。
如今工作对她们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对女性来说，不工作逐渐变成一个例外的情形，并且只发生在照顾年幼孩子的阶段”。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上升，并在20世纪晚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与此相反，生育率却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始于19世纪末的欧洲，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加速。
这两种发展趋势结合后产生的影响，决定性地改变了女性的标准生命历程。
在大家庭解体并被资产阶级小家庭取代之后，抚养子女成为女性的主要任务，而这一任务从时间上来说，如今占据她们生活的比例越来越小。
于是，一个历史上全新的阶段出现了，即所谓的“空巢期”；空巢期的女性不再需要扮演母亲的角色，也不再因这一角色受到束缚。
随着教育、职业机会、家庭生活、法律等方面的变化，职业女性的家庭责任变得更少，同时她们对丈夫支持的期望也在降低；她们必须以某种形式（尽管往往充满矛盾）保持独立并能够养活自己。
当然从主观方面来说，女性正在发现——事实上是她们必须发现——自己对于生活的期待为何，并且制定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必然以家庭为焦点，而是关注她们自己的个性发展。
首先她们必须计划的是如何打理自己的财务，必要时甚至要学会没有丈夫也能生活。她们不再自认是家庭的“附属品”，而把自己视作具有相应权利与利益、拥有自己的未来与选择的个体。
以下是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最后一幕的经典台词：
海尔茂：……你就这样背叛你最神圣的责任。娜拉：你说我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海尔茂：这还要我告诉你吗！难道不是对你丈夫和孩子的责任吗？
娜拉：我也有其他同样神圣的责任。海尔茂：你没有。其他什么责任？！娜拉：对我自己的责任。
海尔茂：你首先是个妻子、是个母亲。
娜拉：这话我已不再相信。我相信，我首先是一个人——与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学着做一个人。*
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到底是如何影响到两性关系的？
显然，这里有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像前工业社会那样，将男女局限于日复一日的谋生劳作之中；也不再像19世纪资产阶级的模式那样，将男女置于相对立的性别角色之中，虽然这些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互为补充，却是以女性的从属地位为前提。
相反，现在有了建立一种志同道合的纽带的可能性，或者更谨慎地说，这是生活风格与态度都相近的两个人之间的伴侣关系。
这正是女性主义著作所渴求的那种“最美妙的事情”，是《玩偶之家》剧终所闪烁着的希望之光：
海尔茂：娜拉，——对你来说，我就永远是一个陌生人了吗？
娜拉：哦，托尔瓦，除非那件最美妙的事情发生。——
海尔茂：你告诉我，最美妙的事情是什么？
娜拉：那就要你和我都得改变，那样——。哦，托尔瓦，我不再相信什么美妙的事情了。
海尔茂：但我要相信。告诉我！我们都改变，那样就——？
娜拉：那样我们的结合就能成为真正的婚姻。告辞了。
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剧中人那些美好的期望或者可能出现的奇迹，而是它的反面——如今困扰着无数婚姻与风流韵事的失望与失败。显然，随着传统生命历程的改变，对两性来说，生活在一起变得更困难了。前面已讨论过我们在选择如何生活时所遭遇的限制，但在某个关键的面向上仍然不够明确：这些限制预设了两性都能以真正的伙伴身份来行事、共同做决定——而这种状态远非理所当然。
03.
为什么爱情变难了？
两性关系的新时代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把事实完整地揭露出来了。改变爱情与婚姻的新因素并不是如社会学家所说的，某个人——通常指男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更自我、更独立。
真正造成影响的是女性个体生命历程所产生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包括将女性从家庭义务中解放出来，以及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逐渐鼓舞女性外出闯天下的那股动力。
更精确地说，过去，当只有男性发展自己的潜力，而女性被迫以补充角色承担照顾男性及他人的责任时，家庭的凝聚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维持——但这是以牺牲女性的利益及个性为代价的。
现在，这种“现代性的分工”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们正在见证女性历史的一个新时期，这也意味着两性关系史进入新时代。
如今，陷入爱河的两个人第一次发现他们可以描绘自己的生命历程，直面自己设计的人生轨迹所带来的机遇和阻碍。
从男女双方对于一起生活的期待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端倪。如伯纳德所言，每段婚姻都由两段婚姻组成，丈夫的婚姻和妻子的婚姻。
这一定义突出了一个长期隐而未现但随着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著作而浮现的方面：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男女对“爱情”这个魔力字眼所附加的希望存在很大差异。
正如鲁宾挑衅性地描述的那样，他们是并且始终是“亲密的陌生人”。
这种差异体现在性需求、浪漫幻想、劳动分工，以及构成日常生活支柱的沟通模式与议题的优先级上。
男女双方期望上的差异也许并不是个崭新的现象，真正新的是人们应对它的方式。
女性越是自认为拥有自我期许，就越难以接受这些期许不会被满足的事实。
相反，她们越来越倾向于要求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在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选择离婚。关于离婚原因的研究表明，对于同居生活，女性比男性更期待有益的情感满足；因此她们也更容易对婚姻感到不满。
这就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她离开了一个在丈夫看来幸福的家，并表示只有当这个家变成“真正的婚姻”——也就是符合她理想的婚姻——时，她才愿意回来。
这里所示意的趋势可以总结如下：过去的女性受到挫折时会放弃自己的期待；如今她们会执着于自己的期待而放弃婚姻。
在一项调查当中，女性被问到为什么放弃了从外在标准来看一切皆良好的婚姻。调查者描述她们的理由如下：她们离开是因为她们想要的超出了婚姻所能给予的。
对我们的母亲——甚至对尝试建立婚姻的自己——来说，可能被视为“尚可接受”的婚姻，现在不再令人满意。
这些女性想要的不只是一片遮风避雨的屋顶、一个支持她们的丈夫，以及照顾孩子的责任。她们还想要情感的亲密、平等的伴侣关系，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潜在的矛盾就这样不断增加，而化解困难的可能性却在逐渐减少。
女性越学会照顾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个体主义的时代，她们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就越无法像她们的母亲和曾祖母一样逆来顺受——顺应丈夫的期待而牺牲自己。
从前用来保证家庭凝聚力的粘合剂（传统的女性角色、为他人而否定自我、愿意为了粉饰太平而默默承担那些无休止而又无形的情感修补工作）正在消失。
现在谁应该来承担这些任务呢？许多女性厌倦了做抚慰者，而许多男性又还没准备好接手；当男女双方发现在一整天的工作竞争压力之后，傍晚还有堆积如山的情感劳动等着自己时，他们可累坏了。
这种两难困境因社会变革和生活节奏变化所不可避免带来的摩擦而进一步加剧。
两性都被困在旧的角色模式和新的现实之间，面对着不同生活领域或不同群体中出现的陌生要求，常常因自己矛盾的态度而感到困惑。
处在“不再是”与“还未是”之间的这个阶段，产生出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状态，对男性和女性都造成了明显痛苦万分的结果。
首先出现的是所谓的单身女性贫困问题。这类情况多见于缺乏教育的女性，她们既失去了婚姻中的传统保护，又不足以应对由自己规划的生命历程。
这些女性“只要失去丈夫就不得不依赖福利救济”；如果丈夫不在身边，就和越来越多的单身和离异女性的情况一样，便会出现所谓的“贫困女性化”。
在天平的另一端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影响着那些寻求独立事业的女性：在很多个案当中，女性为了事业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成功女性的孤寂感。
以心理学家琼·贝克尔·米勒对这类发展的描述为例。在米勒的经验中，女性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在几年内有了显著的改变。
之前，病人基本上是早婚且育有子女，并最终意识到自己为此付出太多的中年女性；如今，求助于心理治疗的病人经常是事业成功的年轻女性，她们卖力工作，单身或离过婚，却发现现有生活无法满足情感需求。
对于那些将生活奉献给工作的女性来说，要找到准备好照顾她们被忽略的情感生活的家庭主夫是十分困难的。
结果很明显：“要么是两人都忙着追求传统定义的成功而无暇发展亲密关系，要么是职业女性发现自己连个伴侣也没有。”
与此同时，一些女性群体正尝试扮演新的角色，她们追随以下的箴言来摆脱旧的依赖关系：“不管有没有男人，每个女人都要靠自己。”
追求自我身份意味着排除男性的参与，作为一种合理的逻辑反应，她们将注意力完全聚焦在自己的权利上。
女性文学市场的发展——两性关系常常退化为冷冰冰的对抗——就是这个趋势的良好指标。这类作品的标题往往故意挑衅，具有超越符号的价值：“现在，轮我上场了”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口号。
不是“我们”而是“要么他要么我”，再有疑问就是“我就是我”。
女性曾是顺从的，而现在她们认为“算总账”的时间到了。当两个身体毫无额外情感地开始下一次性接触，而身体所属的人仍然彼此陌生时，这两人一个可说是“厌女的人”，另一个则公然宣称“白马王子已经死亡”。
情况发展到极端，个人也只有“选择独身”了。
04.
新的两性关系
如何容纳两段独立的生命历程？
女性对其传统角色的拒绝给男性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记录，部分原因在于男性始终掌握更多权力，有更多的逃避途径，但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发现自己在自如表达感受与阐述挫折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诊断结果因观察者的视角和性别而异。有些人察觉到了“男性的不安全感”，其他人则注意到男性被压抑的感情、不愿理解，以及拒绝放弃特权的态度。处于这些不安时刻的男性被判定为“世故但不具有智慧”，他们只不过是披上国王新衣的旧式父权家长罢了。
可以肯定地说，男人对这些新的信号感到既困惑又矛盾；这些信号与他们的社会化经历并不相符，而且多少公开地打击了他们的自尊。
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男人都会对“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啊？”这个问题感同身受。
许多男性原则上愿意承认女性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不过当洗碗、照顾小孩这类不便侵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就变得不情愿而且顽固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新的“开明态度”，而当事情开始变得对男性不利时，这种态度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于是一种新的理想女性形象便出现了，她们既独立又愿意从男性的利益考虑来配合他们）。就像一位男性在另一个研究中指出的：
你期待的是娶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她的智能足以和你交谈，而且有信心可以在事业上或者生活中协助你做出决策。同时，她也愿意照顾家庭、做家事。假如能找到这样的女性，你就知道你成功了。
这些让人失望的结果令所有牵连其中的人都同感痛苦；有鉴于此，女性运动转向了一个新的主题：如何在解放与承诺之间取得困难的平衡。
没有人渴望回到过去那种充满束缚的模式，但人们对平等伴侣之间充满爱的关系仍怀有希望。
然而，希望幻灭的人们比以往更频繁地质疑：两个平等的人有可能相爱吗？爱能在解放中生存吗？或者，爱与自由注定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吗？
一方面，人们意识到爱情会夺走人的自主性：“你对我的爱化为加诸我身的枷锁，使我成为你那匹瘦马上的桑丘·潘萨，剥夺我的身份和生活。接受你的爱并爱你，将是灾难的开始。”
另一方面，人们也因为尝试获得自由而失去了爱人：“我们冒着失去爱情的危险以求脱离无知。我们安慰自己，思想的启蒙永远值得我们以痛苦来换取，然而这种确信不过是冰冷的抚慰。我们将所求得的真理应用于私人生活时，却发现这往往摧毁了爱情。”
这里似乎就是两难困境之所在。旧式的关系虽压抑了女性的进取精神，但正是由于这种压抑，关系反而拥有了一种韧性。新的关系则需要同时容纳两段独立的生命历程，或者至少要承认这种要求的合理性。
在人类性别史之中，这个不幸的尴尬阶段带来的或许只是争执和痛苦吧，正如琼所指出的：“他们仍相爱，却无法生活在一起——至少现在还不行。”
或许在这个阶段，个人要真正成为独立的个体仍不太可能，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尝试错误，找出看起来最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
正如某个社会学研究的主旨所阐明的：“对女性而言，这类暂时性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而且可能也不仅仅是对女性如此。”
令人不安的问题依然存在：假如我们目前遭遇到的困难并非一时之事呢？假如这些困难是追求自我独立的划时代变革（最初这种变革只涉及男性，但最近女性也开始参与其中）的必然结果呢？
两段不同的生命历程能够交织在一起吗？还是说，这种尝试只会让关系运转的齿轮卡满沙砾，以至于这段共同的旅程会彻底停滞不前？
本文摘选自
《爱的失序》
作者： [德] 乌尔里希·贝克 / [德] 伊丽莎⽩·⻉克-盖恩斯海姆
译者：苏峰山 / 魏书娥 / 陈雅馨
副标题：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
出品方：望mountain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5-5-31
编辑 | 十六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时时刻刻》《永不妥协》
原标题：《为什么爱情变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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